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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大传:第九章 初步的建设(下)

时间 : 2020-06-29 06:48:57作者 : www.yiread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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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间,刑部秋审,判定重囚应处死刑的,一概上奏。这是一件例行的公事,但是困难从宫内发生了。

“慈圣太后底销旨,吩咐概行停刑,”神宗在文华殿和居正说,“先生以为怎样?”

“春生秋杀,天道之常,”居正说,“皇上即位以后,停刑已经不止一次:稂莠不去,反害嘉禾;凶恶不去,反害善良。愚臣看来,还是不必停。”

神宗听了以后,奏明太后,应处死刑的,一概准予执行。

这一点牵涉到古代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问题。不负实际责任的人常常主张宽大,但是负担实际责任的人,便认为这是一个难题。郑子产临死的时候和子太叔说:

“我死后,国家大政是你底事了。有德的人,也许能够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火底威焰,人人看到都害怕,所以烧死的人不多;水性懦弱,人人都觉得可爱可近,偏偏死在水中的人多了。所以宽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子产死后,政权落到子太叔手上,这是一位官僚主义的统治者。被压迫的人民大众得到这个机会,发动起来,争取他们的自由。子太叔懊恨极了,他认为早听于子的话,一定不至于此,这才调动军队,把起义的人民镇压下去,仍走上反动统治者的老路。

居正是主张猛的,他曾说过:“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他看到元末的大动乱,完全因为当局的宽纵,以致演成不可收拾的惨剧。所以他认定“君子为国,务强其根本,振其纪纲,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衅,脱有不虞,乘其微细,急扑灭之,虽厚费不惜,勿使滋蔓,蔓难图矣。”(文集十一《杂著》)他又说过:

“盗者必获,获而必诛,则人自不敢为矣。”(书牍八《答总宪吴公》)关于捕“盗”的事,在考成法也有明文规定。后来万历七年,因为“盗犯”中途脱逃的事,他说:

张国用查系三月初间,已属顺天府着长解押发,乃至今尚未到,此必中途贿逃矣。顷已令该府捕长解家属监候,又行逐程挨查,于何处脱逃,务见下落,事系考成,期限已迫。若此时尚未到,执事亦宜上疏自白,请旨缉拿,务令得获正罪,庶足示惩。若已到,则照在京例,尽法处之,不可纵也。(书牍十一《答河漕姜按院》)

居正底主张是“盗”者必获,获则必“诛”,这是考成法底规定。但是如《明史》所载,居正当国之时,“大辟之刑,岁有定额,”(《明史》卷二二〇《赵世卿传》)又称“居正法严,决囚不如额者罪”,(《明史》卷—二九《艾穆传》)都难免有些以讹传讹。每年死刑,要有一定的名额,就在当时,也不能不算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是《艾穆传》称艾穆为刑部员外郎,到陕西复审的时候,艾穆决定只有两个人处死刑,同审的人惟恐太轻了,要受到政府底处分,艾穆慷慨地说:

“我可不会拿别人底生命保障自己底地位。”

在居正大权在握的当中,地方官吏奉行过甚,也是不免的事。

二年十月辽东大捷,除了辽东总兵官李成梁进左都督以外,蓟辽督抚以及内阁诸臣一体加恩,居正具疏力辞,神宗亲笔下谕:

敕谕元辅张少师:朕以幼冲嗣位,赖先生匡弼启沃,四方治安,九边宁靖。我祖宗列圣,亦鉴知先生之功,就加显爵不为过。乃屡辞恩命,惟一诚辅国。自古忠臣,如先生者罕。朕今知先生实心,不复强,特赐坐蟒衣一袭、银钱五十两,以示优眷,申成先生美德,其钦承之。(奏疏四《御札奖励疏》)

自从俺答封贡事定以后,战事底中心逐渐东移。东部的鞑靼,在土蛮底领导下,继续和朝廷作战,最困难的问题是“属夷”。喜峰口、宣化境外有朵颜卫,锦州、义州、广宁境外有泰宁卫,沈一陽一、铁岭、开原境外有福余卫,这是所谓大宁三卫;迤东还有建州卫。在名义上他们都服属中国,所以称为“属夷”,但是事实上泰宁部长速把亥、炒花,朵颜部长董狐狸、长昂,以及建州卫都指挥王杲都和土蛮相通,成为蓟辽一带的边患。要对付土蛮,第一便得对付“属夷”,所以万历元年,居正就认定处置“属夷”之策,为国家大事,急宜经理。(书牍五《与王敬所论大政》)这一次辽东大捷,李成梁斩建州部落一千一百余人,后来连王杲也杀了,当然是对付“属夷”的一次“成功”。

战事中心到了蓟辽,但是蓟辽最大的遗憾,便是地形的缺陷。整个三卫,盘据在热河和辽宁底西边,蓟州和辽东两镇,失去应有的联系。居正底计划,是遵守杨博固守边墙的遗策,一面整理蓟州一带的边墙,(书牍六《答蓟辽督抚吴环洲言虏情》)以备鞑靼底进攻;同时也计划反攻。他联络辽东、宣府、蓟州三镇,主张由蓟州坚守,由辽东、宣府双方夹击。他给方逢时说起:

比者辽左之功,固为奇绝,朝廷赏功之典,亦极其隆厚,然仆于此,蓄意甚深,谨密以告公。今九边之地,蓟门为重,以其为国之堂奥也。自嘉靖庚戌以来,虏祸日中于蓟,至罢九边之力以奉之,而内地亦且困敝。然所以酿此祸者,皆属夷为之也。国初弃大宁之地与之,冀其为吾藩屏,而今乃如此!故属夷不处,则边患无已时。然欲处之非加之以威,彼固未肯俯首而服从也。今西虏为贡市所羁,必不敢动,独土蛮一枝,力弱寡援,制之为易。今拟于上谷练得战士二万,辽东二万,多备火器,却令蓟人平时将内地各城堡,修令坚固。视三镇士气已振,度其可用,则属夷求抚赏者,一切以正理处之;凡额外求讨,及捉军要赏者,悉正以军法。彼不遂所欲,必结虏来犯,我则据台以守,遏之边外,使之一骑不入,在我虽无所获,而在彼已为失利,亦策之上也。如其贼众溃墙而入,则亦勿遽为仓皇,但令蓟将敛各路之兵四、五万人,屯据要害,令诸县邑村落,皆清野入保,勿与之战。而上谷、辽左,不必俟命,即各出万人,遣骁将,从边外将诸属夷老小尽歼之,令大将领一万人入关,不必卫京师,径趋蓟地,伏于贼所出路。彼虽已入内地,见我不动,必不敢散抢,不过四五日,虏气衰矣。衰则必遁,然后令蓟人整阵以逐之,而宣、辽两军合而蹙击。彼既饥疲,又各护其获,败不相救,而吾以三镇全力击其惰归,破之必矣。一战而胜,则蓟镇士气既倍,土、苏诸酋,不敢复窥,而属夷亦皆可胁而抚之以为我用。蓟事举则西虏之贡市愈坚,而入援之兵,可以渐减,九边安枕无事矣。愚计如此,今先试之于辽左,盖辽人素称敢战,而李将军亦忠勇可用,故厚赏以劝之,悬利以待之,亦致士从隗始之意也。(书牍六《答方金湖计服三卫属夷》)

万历元年,居正和蓟辽总督刘应节说过,要“虚心商量,思一长策,著实整顿一番,庶为经久之计。”(见前)这便是居正底长策了。但是这一条计策,在居正手里,始终没有用过。战事底中心逐渐东移,辽东成为中国底重镇,这是后事。万历最初十年,戚继光坐镇蓟门,是当时的一重保障,土蛮不敢南侵,未必不由于此。居正对于三卫,始终设法羁縻。他用底方法,自己说过:“要在当事者随宜处置。譬之于犬,摇尾则投之以骨,狂吠则击之以棰,既棰而复服,则复投之,投而复吠则击之:而可与之较曲直,论法守乎?前有书与方公,方答书云:‘耐烦二字,边臣宜书诸绅。’诚然。”(书牍八《答吴环洲》)居正手上有的是大棒和骨头,这是他“羁縻‘属夷’”的方法。对于“抚赏‘属夷’”的段布,正和对于赏赐俺答的段布一样,居正逐件看过,都要美好经用,这是骨头。朵颜部长董狐狸、长昂,和青把都是亲戚,居正吩咐宣府巡抚吴兑:“幸公示意青酋,令其传意长昂,勿复作歹,自取灭亡。”(书牍六《答蓟镇吴环洲》。蓟镇误题,吴环洲即吴兑。)这是大棒。这一年他又说过:

辱示蓟镇虏情,渊哉其言之也。已即密语彼中当事诸公,俾知所从事。属夷处置适宜,则土虏之真情可得,而两镇之贡市愈坚,当今边务,莫要于此矣。公在上谷,内修战守,外探虏情,东制西怀,自有妙用,仆复何忧。(书牍六《答吴环洲》)

居正曾经自称别无他长,但能耐烦,这是一句谦虚的话,但是耐烦确是能使居正成功的品德。耐烦的人,对于一切事务,有布置,有步骤。他不会一暴十寒,然而他也不求一劳永逸,只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去干。我们所不能满意的是居正对于起义的人民,没有正确的认识,因此止知道如何去镇压;同样地他对于沿边的少数民族,除了利诱威服以外,没有采取进一步靠拢和争取的方法。

对于用人行政方面,他也是一步一步干著。万历二年四月,实行久任之法,这是他在隆庆二年《陈六事疏》中已经说过的。十二月内阁进职官书屏。居正上疏:

仰惟皇上天挺睿明,励一精一图治,今春朝觐考察,亲奖廉能;顷者吏部奏除,躬临铨选,其加意于吏治人才如此。顾今天下疆里,尚末悉知,诸司职务,尚未尽熟,虽欲审别,其道无由。臣等思所以推广德意,发达圣聪者,谨属吏部尚书张瀚,兵部尚书谭纶,备查两京及在外文武职官,府、部而下,知府以上,各姓名籍贯,及出身资格。造为御屏一座,中三扇绘天下疆域之图:左六扇,列文官职名;右六扇,列武官职名;各为浮帖,以便更换。每十日,该部将升迁调改各官,开送内阁,臣等令中书官写换一遍。其屏即张设于文华殿后,皇上讲读进字之所,以便朝夕省览。如某衙门缺某官,该部推举某人,即知其人原系某官,今果堪此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见任此地,今能办此事否?臣等日侍左右,皇上即可亲赐询问,细加商榷,臣等若有所知,亦得面尽其愚,以俟圣断。一指顾间,而四方道里险、易,百司职务繁、简,一时官员贤、否,举莫逃于圣鉴之下。不惟提纲掌要,便于观览,且使居官守职者,皆知其名常在朝廷左右,所行之事皆得达于高聪:其贤者将兢兢焉争自淬励以求见知于上,不才者亦将凛凛焉畏上之知而不敢为非。皇上独运神智,坐以照之,垂拱而天下治矣。(奏疏三《进职官书屏疏》)

在职官方面,明代定都北京以后,南京六部诸寺,实际成为赘疣。嘉靖、隆庆间已经开始裁革了。万历三年二月裁南京官,以后再经过九年的裁革,除了养望的大官和必需的属官以外,差不多已经调整,这都是居正任内的成绩。

三年四、五月间,居正上《请饬学政疏》,这是一个极大的改革。明朝的学制,两京国子监是直辖中央的国立大学,与地方无干。各府、州、县有府学,州学,县学,都有一定学额,归各省提学官管辖。乡村之中又有社学,民间子弟自由入学,不受学额底限制,但是没有强迫入学的规定。当时的问题,集中在地方学制的府、州、县学。

太祖洪武年间规定,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日给廪膳,称为廪膳生员。洪武十五年定令,廪膳生每人每月领米一石,鱼肉盐醯,由官供给。宣宗宣德三年规定,府、州、县学各设增广生员,学额与廪膳生员相同,他们没有领米的权利,但是和廪膳生员一样,一家之内,除本身外,优免二丁差役。换一句话,就是家中只要一人入学,可以三人免役。以后增广生员以外,又添附学生员,现代术语称为特别生,他们当然更谈不到廪米,但是免役的权利,还是一样。廪膳生员,增广生员,附学生员,简称廪生、增生、附生;有时只称廪、增、附。通常人用汉朝科日秀才异等底名称,称为秀才。这些秀才,有米可领,遇役可免:文理通顺,学问优长的,当然还可以考取举人、进士底出身,为国家做事;但是大多数永远只是秀才,做一世的府、州、县学主员,领米免役,成为地方的特权阶级。这一群特权阶级人物多了,发生连带关系,在地方上隐隐成为一种势力,可以欺侮一般民众,同样地也可压迫地方官吏。他们尽管满口孔子、孟子,圣经、贤传,讲道德,说仁义,但是事实上只是地方的祸害。这便是所谓学霸。嘉靖十年题准:“生员内有刁泼无耻之徒,号称学霸,恣意非为,及被提学考校,或访察黜退,妄行讪毁,赴京奏扰者,奏词立案不行,仍行巡按御史拿问。”(万历本《明会典》卷七十八)便指的这些人。

万历二年,特敕吏部“慎选提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去今已经一年了,但是还没有看到成绩。居正认定惟有控制各省提学官,才可以控制生员,疏称:

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近年以来,视此官稍稍轻矣,而人亦罕能有以自重。既无卓行实学,以压服多士之心,则务为虚谭贾誉,卖法养交;甚者公开幸门,明招请托;又惮于巡历,苦于校阅,高座会城,计日待转。以故士习日敝,民伪日滋,以驰骛奔趋为良图,以剽窃渔猎为捷径,居常则德业无称,从仕则功能鲜效,祖宗专官造士之意,骎以沦失,几具员耳。去年仰荷圣明,特敕吏部,慎选提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其所以敦崇教化,加意人才,意义甚盛。今且一年矣,臣等体访各官,卒未能改于其故,吏部亦未见改黜一人。良以积习日久,振蛊为艰,冷面难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伤于众口,因循颓靡者,上不必即黜,而且博誉于一时:故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盖今之从政者大抵皆然,又不独学校一事而已。(奏疏四《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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