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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布托传:第十八章机遇与挑战

时间 : 2020-02-13 15:38:21作者 : www.yiread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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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机遇与挑战

以贝·布托为总理的新政府组成后,动荡了半年之久的巴基斯坦局势开始有所缓和,为国家命运捏了一把汗的巴基斯坦人终于松了口气。他们希望看到再度执政的年轻女总理兑现她那美丽的承诺,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

巴基斯坦国内形势的渐趋平稳为贝·布托实现其政策目标提供了较好的机会,她此时在政治上也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表现在:

第一,1993年10月的大选结果使人民党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贝·布托在以人民党为主体的基础上联合其它政治力量较成功地组成了联合政府。她本人两度担任总理职务,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经过数年的风雨磨难后日渐成熟,在旁遮普省推举其盟党穆斯林联盟居内久派成员为省首席部长就是一例。贝·布托公开承认人民党在第一次执政时犯的错误,表示要修正错误,吸取教训,从而赢得了人民和各派政治力量的谅解和信任。人民党执政后,如能与反对党休战,建立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事实上的正常工作关系,贝·布托新政府的各项政策目标将有可能实现。

第二,1993年以来,贝·布托与军队首脑和以总统为首的政府要员们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军队已不像从前那样对她采取敌视的态度。这一方面是贝·布托总结的过去失败的教训,注意改善与军方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为巴基斯坦权力结构中的重要一方——军队的情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年轻一代的军人主张把政治留给政治家们去处理,反映出军队在不出现重大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情况下,不会贸然采取直接军事接管政权的行动。自1988年以来的三次大选,军队树立起了信守中立的诺言并保证选举顺利进行的良好形象。贝·布托在大选前得到了军方的支持,双方达成了默契,使她能顺利上台并在执政后保有稳定的政治地位。

第三,人民党重要成员法鲁克·莱加里当选为新总统有利于贝·布托政府执政的稳定。

由于伊沙克·汗总统与谢里夫总理因权力之争而被迫双双辞职,大选结束后,1993年11月13日,巴基斯坦举行了新的总统选举。人民党和居内久派穆斯林联盟的候选人、外交部长法鲁克·莱加里击败谢里夫派穆斯林联盟候选人、代总统瓦西姆·萨贾德,当选为总统。11月14日,莱加里宣誓就职,成为巴基斯坦建国以来的第四位文职总统。

法鲁克·莱加里生于1940年,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出身于旁遮普省的一个大地主家庭。莱加里早年从政,与布托家族关系密切,是已故总理佐·阿·布托的坚定支持者。莱加里于1973年加入人民党,1975年首次当选为参议员。1977年3月人民党在大选中再次获胜继续执政,莱加里被佐·阿·布托总理任命为联邦政府生产部长。同年7月,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发动政变,推翻布托政府,莱加里被迫去职。1978—1983年,莱加里出任人民党代理总书记、总书记,与布托夫人和贝·布托小姐一起领导人民党反对军法管制的斗争。在齐亚·哈克政府实行军法管制时期,莱加里因参加恢复民主运动的斗争多次被捕入狱,前后长达4年之久。齐亚·哈克死后,在1988年11月的大选中,贝·布托领导的人民党获胜组阁,莱加里出任水利和电力部长,直至贝·布托政府于1990年8月被伊沙克·汗总统解散为止。人民党下野后即联合其它三个政党组成“人民民主联盟”,莱加里一直担任这个反对党联盟在议会里的副领袖。1993年4月,伊沙克·汗总统解散谢里夫政府后,莱加里曾任看守内阁的财政部长。贝·布托在1992年10月重新执政后,任命莱加里为外交部长,并推举他为人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莱加里不管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都是人民党的忠诚党员。他拥护佐·阿·布托制定的内外政策,在担任布托政府的生产部长期间,为发展经济、提高生产、降低物价而积极工作。佐·阿·布托被绞死后,他全力支持努斯拉特·布托母女,与她们一道从事反对军法管制、要求恢复民主的斗争,深受布托家族的尊敬与信任。

这次总统选举,对刚刚上台的贝·布托联合政府来说是首次真正的力量考验。贝·布托在选举结束后发表谈话认为,莱加里当选总统是人民党一个重要的胜利,能确保其新政府有更大机会完成五年任期。她满怀信心地说,鉴于国家的两个最高职位均由执政联盟的代表担任,巴基斯坦将进入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的时代。

莱加里廉洁奉公,遇事冷静,受人尊敬,是一位能为各方所接受的人物。他在就职后首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国家团结和统一是他的至高无上的神圣职责,他将按宪法公正地履行职责。他作为总统“在政府与反对派之间起桥梁作用,使彼此沟通”,绝不会利用总统职权“不恰当地支持人民党,也不会轻视反对党”。为保证总统的公正形象,他宣布正式退出人民党。在宪法问题上,莱加里明确表示他“绝不会成为一个对凡事都横加干涉的总统”,并允诺支持贝·布托修改宪法第八修正案,以限制总统权力。

莱加里当选总统反映了巴基斯坦自1988年开始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取得了新的进展,政党政治日趋完善。执政党实力在政治结构中的增强,同时也符合巴基斯坦权力分配的地区结构现状。即总理为信德省人,总统为旁遮普省人,军队首脑来自西北边境省。鉴于自1988年以来的五年中,总统和总理之间权力纷分争不休,总统先后解除了两位总理的职务导致政局动荡的情况,莱加里当选为新总统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使国家的两个最高行政职务均由执政的人民党成员担任,为巴基斯坦进入一个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的新时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看到机遇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贝·布托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这些挑战来自反对党和军队,也来自贝·布托的家族内部;既有复杂的政治挑战,也有棘手的经济挑战和社会问题。对贝·布托来说,机遇与挑战同在,就看她如何把握。

一、复杂的政治挑战

贝·布托在政治上面临的挑战是十分尖锐而复杂的,这种挑战在1988年她第一次执政时就遇到过。如何应付这种挑战是对贝·布托这位走向成熟的女政治家的一个严峻的考验。

贝·布托在政治上,首先是面对一个强大的反对党,即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它与人民党几乎势均力敌。在大选中,人民党赢得国民议会中的86席,谢里夫派赢得72席,颇具实力,贝·布托政府在履行竞选诺言解决各种问题时必然受到它的牵制、尽管谢里夫公开声称要与贝·布托总理团结合作,但他必然要行使反对党的职能。贝·布托在政策上稍有失误便会陷入被动。因此,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是人民党执政地位的最大动摇者。虽然它在议会的席位与人民党有些差距,但在全国的得票率却高于人民党1.4%,为38%,是一支具有一定群众基础的重要政治力量,其能量不可低估。

1993年11月,贝·布托政府以偷税漏税和洗钱的罪名逮捕了谢里夫75岁的父亲。这一举动立即遭到谢里夫的强烈抗议,称这是诬陷。这一事件使得谢里夫获得了很多人的同情,谢里夫也迅即对人民党展开反击。

1994年5月,谢里夫声称,总统莱加里在1993年10月大选前,以冒牌公司的名义从私营的梅赫兰银行收取的一笔巨额资金,当时他是人民党的领导人之一。谢里夫说莱加里把“抢来”的资金用在议会选举及总统选举的“讨价还价”之中。梅赫兰银行的前总经理因挪用几十亿卢比资金和向政治家及将军行贿的罪名已经被逮捕。对此,贝·布托政府的内政部长巴巴尔在一项声明中予以反驳,他说莱加里和他的家人卖掉了他们在一个城镇的大农庄,把所得的1500万卢比存入了在梅赫兰银行的帐户。他称这是“合法的”交易,“总统显然是诚实和正直的”。贝·布托也指责谢里夫的这一指控是别有用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4年8月23日,谢里夫在巴占克什米尔的尼拉布特镇举行的大规模群众集会上的讲话,又使贝·布托在巴印关系上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

在这次集会上,谢里夫说,印度如果对克什米尔发动进攻,那将在南亚引发一场核战争,因为印巴两国都拥有原子弹。他还宣称:“我证实巴基斯坦已拥有原子弹。”谢里夫的讲话立即引起了与巴基斯坦长期对立的印度政府的强烈反应。印度外交国务部长库尔希德当天在议会指责巴基斯坦“企图通过使用核武器来解决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分歧”,他要求国际社会迫使巴基斯坦放弃核计划。他宣称:“印度政府将坚决果断地挫败针对国家安全的任何威胁。”同时,印度总理拉奥在接见执政的国大党议员时更为直截了当地说,印度必要时可迅速组装一枚核武器反击外国威胁,“核能力和实际应用核武器之间的差别甚微……”

谢里夫不负责任的言论使本来由于历史争端彼此猜疑、互不信任而业已非常紧张的印巴关系进一步恶化。贝·布托总理怒不可遏地驳斥了谢里夫,她要求议会立即就谢里夫关于巴基斯坦拥有原子弹的说法进行辩论。巴基斯坦外长艾哈迈德·阿里说,谢里夫的讲话是旨在推翻贝·布托政府的运动的一部分。总统莱加里也说:“谢里夫目前根本不接触巴基斯坦核计划的最新消息,他不该发表这样的讲话……”他强调说,巴基斯坦要求核能源为和平目的服务。

针对猛烈的批评,谢里夫本人则辩解说:“承认巴基斯坦拥有一枚核弹主要是为了阻止印度对克什米尔的进攻,同时也是为了阻止贝·布托政府在核问题上作任何妥协……”一向拿巴基斯坦的“核问题”作文章的美国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认为,谢里夫的讲话同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斗争有关,因而不能当真看待。

谢里夫不负责任的讲话不仅影响了巴印关系,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贝·布托总理为稳定国内局势所作的努力。从1994年11月开始,在全国最大的城市卡拉奇发生了持续不断的暴力活动。猖撅的暴力活动给反对党以批评贝·布托政府的口实。谢里夫指责贝·布托行动不力,听命于她的丈夫阿希夫·扎尔达利,而扎尔达利是卡拉奇市腐败无能的政府官员的后台。曾任看守政府总理的贾托伊和马扎里也倒向了谢里夫一边,指责贝、布托。巴基斯坦原教旨主义政党伊斯兰党也表示愿与谢里夫结盟,共同反对人民党政府,人民党在西北边境省和旁遮普省的势力受到了威胁。

此外,在巴基斯坦正在悄悄地发生的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经济城市的崛起。经济城市的崛起对贝·布托的人民党十分不利,而对代表城市工商实业家和中产阶级利益的反对党谢里夫的穆斯林联盟有利,为其发展壮大提供了巨大的源泉。

70年代初,人民党登上政治舞台后初次参加巴基斯坦大选就以其勃勃生机赢得知识阶层的信任,也受到非穆斯林的少数民族和主张进步人士的欢迎。当时人民党在城市里有更多的发言权,成为旁遮普和信德两个人口大省中最受欢迎的政党。在1988年大选中,人民党仍赢得众多群众的支持。但到了1993年大选时,情况发生了变化。过去拉合尔、拉瓦尔品第、费萨拉巴德、木尔坦等工业城市的选民都投人民党候选人的票,而这次却偏爱谢里夫派穆斯林联盟的候选人。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最近几年谢里夫以一个崭新的城市实业家的面貌出现在政治舞台上。1990年谢里夫上台后,力主经济改革,取消限制,实行自由化、私有化,使巴基斯坦经济有了一定改观,引起世人瞩目。他的穆斯林联盟也代表了新兴的工商实业家及与他们相关的中产阶级的利益,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而这个阶层是城市的主导阶层。

贝·布托的人民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地主势力起支配作用的信德省和旁遮普省的广大农村,成为代表地主和贵族利益的政党。贝·布托在议会中的席位不代表城市中心——卡拉奇、拉合尔、拉瓦尔品第和海德拉巴等大城市。如果巴基斯坦城乡两极分化日渐扩大,有可能造成“衰落的封建地主与新兴的资本主义的直接冲突”。

农村——城市分化上的变化反映了巴基斯坦政治、经济、社会的新组合。虽然谢里夫派穆斯林联盟未能获得议会多数席位,但谢里夫成为1993年大选中受公众欢迎的领袖作用和地位不可忽视,他在城市地区崛起的事实或许会对贝·布托的人民党政权形成更大的威胁。

除此之外,军队也是个不确定的因素。巴基斯坦独立四十多年来的历史表明,军队实际上是巴基斯坦真正的掌权者,没有军方的支持,谁当政也不能持久。1993年大选前军队之所以不支持谢里夫,原因之一就是认为谢里夫野心太大,难以驾驭。由于军队迫使争吵不休的总统和总理双双下台,对贝·布托重新上台起了关键作用。贝·布托政府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军方的关系,贝·布托在1990年被赶下台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贝·布托表示,在国家安全和其它有关事务上,军队可直接在内阁里发表意见。

更为重要的是,第八次宪法修正案仍是军队在必要时干预政府的“撒手锏”。该修正案尽管引起诸多争议,并导致两位总理被解职,引起全国政局的动荡,但军队仍表示支持该修正案,使得议会内无一政党能争得

2/3的多数票对其否决或修改。反对党领袖谢里夫十分明白军队在巴基斯坦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所以他曾扬言,如获军队默许,他有能力推翻贝·布托政府,这确是肺腑之言。这也说明了贝·布托政府政治地位的脆弱性。

二、难解的家族纠纷

贝·布托除了面对政治上的反对派之外,还面临着更使她尴尬的本家族成员从内部发出的政治挑战。

贝·布托和其在世的唯一的弟弟穆尔塔扎·布托都宣称自己是他们的父亲、前总理佐·阿·布托的政治继承人。穆·布托为了躲避齐亚·哈克军政府的政治迫害在阿富汗和叙利亚流亡16年后,于1993年10月回国,并同16年来一直在国内领导人民党坚持斗争的姐姐贝娜齐尔展开激烈的政治角逐,试图取代贝娜齐尔成为佐·阿·布托的政治继承人。穆·布托得到了他们的母亲、巴基斯坦人民党终身主席努斯拉特·布托夫人的支持。但贝·布托却得到了家族中最后一位成员——妹妹萨娜姆的坚决支持。穆·布托在1993年10月的省议会选举中,参加沙赫德·布托委员会竞选,得到了信德省的一个席位。11月4日,当他从沙特阿拉伯的迪拜乘埃塞俄比亚班机到达卡拉奇机场时被捕。他被指控是涉嫌1981年劫持飞往喀布尔的巴基斯坦航空公司一架班机的秘密组织佐勒菲卡尔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在齐亚·哈克统治时代,就曾以却机罪名被缺席审判。’

1993年12月17日,一个特别法庭指控穆·布托犯有从事暴动和企图用暴力颠覆政府罪。卡拉奇速审特别法庭的法官说。“法庭的起诉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卷入了这种案件。”该法庭对穆·布托提出四种指控:暴动罪,即暴力推翻政府罪、散布仇恨情绪和叛国罪以及煽动反国家行为罪。

穆·布托对法庭的指控表示不服。在指控穆·布托的同一个月,贝·布托把她母亲努斯拉特·布托调离人民党领袖职位,并在该党自1967年成立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内部选举中当选为人民党主席。此前贝·布托一直担任人民党的并列主席。努·布托对此极为愤怒,她说自己将对贝·布托在党内搞的这场政变发起挑战。她谴责这位总理,称这次选举不过是掩盖她夺权行为的一个幌子。

努·布托在谴责她女儿篡夺党的领导权的同时,声称这一权力本应由他的唯一活着的儿子穆尔塔扎继承。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贝·布托那么惧怕她的弟弟。”在布托家族的老家拉卡纳,许多穆·布托的支持者说,作为已故总理佐·阿·布托的长子,39岁的穆·布托应该继任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努·布托要求贝·布托停止使用布托家族的名字,而改用她丈夫阿希夫·扎尔达利的姓。“取消她使用布托的名字,然后让我们看看她能干什么。”这位愤怒的母亲对新闻记者如是说。这位布托家族的女家长还重申,她拒绝女儿的支持者到她丈夫佐·阿·布托的墓前表示敬意。63岁的穆·布托动情地说:“我们不邀请我已故丈夫的敌人到这里,即使是警察打我,或用催泪瓦斯赶我,我也将阻止他们。如果他们抓我,我仍然坚持这么做。”

母女俩蕴蓄已久的对立情绪,终于在巴基斯坦这个第一家族中爆发出来。

努·布托在谈到布托姐弟之间的分裂时说道,1988年,当贝·布托首次被选为总理时,努斯拉特要求她赦免穆尔塔扎,因为自从他被驱逐出境后,曾组织恐怖主义集团反抗齐亚·哈克政权,但贝娜齐尔拒绝这样做。她说,因为军方与她有许多纠葛,不方便。1993年,当谢里夫被迫离开总理职位,巴基斯坦人民党有希望赢得选举时,努斯拉特又提出过赦免的问题,但那时,穆尔塔孔已被判流放。

1994年1月5日,贝·布托政府派出警察包围了位于信德省布托家族的老家拉卡纳的布托家族的墓地,不许外人进入。这一天是佐·阿·布托66岁诞辰纪念日。贝·布托这一天要来这里凭吊她父亲,为了避免与母亲和弟弟发生对抗她采取了上述措施。然而,300名穆·布托的支持者以纪念佐·阿·布托诞辰为名前往墓地。努·布托一直在寻求与女儿对抗的机会,当她和300名支持者突破警察的封锁线一起行进到墓地时,警察向他们投掷催泪弹并开火。有1人当场死亡,至少7人受伤。然而,支持者仍不断高喊口号:“穆尔塔扎是我们的领袖!穆尔塔扎是我们的英雄!打倒贝娜齐尔!”

贝·布托随后来到父亲的陵墓前凭吊。她站在父亲的墓前,心情极为沉重,她没有想到在共同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一同咽下了那么多苦涩的泪水之后,她与自己亲爱的母亲和弟弟竟再也无法平安愉快地相处了。弟弟的顽固对抗立场使她难堪而又愤怒,母亲的偏袒更使她难以下咽。贝·布托在父亲的墓碑前放上一大束红玫瑰后,久久地位立在那里……

事后,贝·布托拒绝对这起冲突事件发表任何意见。她知道,这是一场悲剧,无论对布托家族还是对她来说,都是这样。

1月6日,努·布托在拉卡纳说,她的女儿只有恢复她在人民党的领导职务,家族内讧才能结束,她们母女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得到改善。然而,除了和母亲、兄弟的关系僵持外,贝·布托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巴基斯坦人民党,她得到了党内所有的议员的支持、贝·布托与母亲和弟弟之间激烈的冲突已成为巴基斯坦传播媒介的头条新闻,对于贝·布托来说,这既是一个令人窘迫的私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在卡拉奇的监狱中,穆·布托一直要求被释放,但他被拒绝保释,因此他的大部分政治活动必须通过他母亲进行。直到1994年6月5日,在缴纳了100万卢比的保释金后,穆·布托才被卡拉奇打击恐怖活动的特别法院宣布允许取保释放。

出狱的第二天,穆·布托便向他的姐姐提出了挑战。6月6日,穆·布托在其住宅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对她完全感到失望了。”他指责政府贪污腐败,预言贝·布托当总理的日子长不了。他发誓一定要担任真正的人民党的领导人。努·布托仍然坚定地站在儿子一边。她说:“当我的丈夫在监狱时,他从未要求贝娜齐尔继承巴基斯坦人民党,她侮辱老党员并攻击他们的自尊。”

穆·布托和他母亲的计划是试图获得巴基斯坦人民党中不满贝·布托的所有成员的支持。作为佐·阿·布托在世的唯一的儿子,穆·布托仍能从巴基斯坦的某些部落和传统文化中获得同情。姐弟俩之间的矛盾没有丝毫改善的迹象,裂痕反倒越来越深。

1995年3月15日,穆·布托在其住宅外举行大会,组建反对党。会场上悬挂着书写反美口号的横幅,如“美国是巴基斯坦的敌人”、“美国是伊斯兰教的敌人”和“美国是杀害阿里·布托的凶手”等。大会通过了要求贝·布托辞职,建立全国团结政府的决议。努·布托在一封向人民党1500多名持不同政见的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宣读的信件中,提到由她儿子担任巴基斯坦人民党临时主席。

布托家族中这场纠纷的实质是穆·布托在母亲的支持下,企图取代他杰出的姐姐贝娜齐尔通过卓绝的奋斗所取得的一切权力和荣誉,而这无论在贝娜齐尔还是在巴基斯坦绝大多数人民看来,都是不可能的。尽管贝·布托为了自己和家族的荣誉做出了种种不懈的努力,但穆·布托却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因此,布托家族内的这场难解的纠纷已构成了对贝·布托的一种令人窘迫的挑战,这对贝·布托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

三、久禁不绝的毒品问扬

巴基斯坦的毒品问题成为贝·布托政府必须严厉打击的一种危及社会的严重犯罪问题。由于毒品问题与政治腐败交互滋生,极为棘手,因而成为对贝·布托政府的又一个严重的挑战。

80年代以来,巴基斯坦历届政府都实施反对毒品生产和贩卖的政策。为了加强禁毒、反毒的力量,巴基斯坦政府从1982年起从美国寻求反毒财政援助,到1993年初;这种反毒专项援助累计已达4090万美元。

后来美国修改了宪法,规定美国总统有权宣布任何一个国家由于未能有效控制毒品的生产和贩卖,从而决定美国将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停止对其提供各种援助和合作。在这种情况下,1993年4月成立的马扎里看守政府更加强调要开展和加强反毒斗争,将1993年定为反毒斗争的“圣战年”。7月组成的考莱希看守政府在组织选举时,规定毒枭不得参加全国大选。

贝·布托于1993年10月重新上台执政后,深刻认识到毒品问题对巴基斯坦社会的严重危害,极为重视反毒斗争,并把它与反腐败斗争联系起来,力图净化整个社会。她在重新执政不到一周后访问沙特阿拉伯时对《阿拉伯新闻》记者说:“我的政府将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我们要把巴基斯坦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希望我国有一个清廉而又高效的政府。”贝·布托深知政客卷入腐败的事实,因此她特别强调要“恢复”总理检察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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